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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错炼狱

历经三年半载,《戏梦人生:影像照进现实》正式出版,其间甘苦,寸心自知...

 
 
 

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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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说:混迹在一个特殊体制的机关跑腿打杂,虽说也是一表人才,风流倜傥,玉树临风,貌似潘安,智赛孔明,艺比唐寅,文过苏东坡,武胜玉麒麟,似万绿之中一点红,于万千众生中俨然一副“菩萨相”... 自诩:中华帝国的钢铁长城... 职务:新东方传媒大学客座教授、《小明星》首席娱记、《旧京报》资深评论员,《中国娱乐年鉴》执行主编... 联系:(小伊)gsgbr@163.com,(克油克油)1020666015... 用心用情写就闲书:《戏梦人生:影像照进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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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雀》:银熊影片,如此之差?  

2010-08-28 13:10:53|  分类: 错看电影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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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雀》:银熊影片,如此之差?
     ――以此文回击那些贬低《孔雀》的批评者们
错错错
  从2004年10月24日《孔雀》在北京电影学院的首映算起,《孔雀》在观众面前“开屏”已近150个日日夜夜。期间,一度留洋德意志并在国际级水准的柏林电影节上获得“银熊奖”,随后携“大奖”在全国公映,给更多的观众与影评人评头论足的机会。《孔雀》“开屏”以来,在自由抒怀的网络论坛,网友们的评价产生了一个明显的转变:从最初的一至赞美到后来压倒性的批评。公映之前,我们从网上看到的是《孔雀:开出明年中国电影最美的屏》、《<孔雀>开屏标志着中国电影文艺复兴(转载)》、《<孔雀>:那份求恋季节的寂寞与忧伤》等赞美的文章;公映之后,尽管有《你我皆<孔雀>、《那些与生活和解的年轻人,那些忧伤的孔雀》、《再观孔雀,精致的中国电影代表》、《<孔雀>:一个有家的导演给我们的感动》这样声称被影片打动、给予支持的文章,但听到的更多是一浪高过一浪的批评声:《<孔雀>:夹在第五代、第六代之间的怪胎》、《<孔雀>:平民羞辱史》、《把灵魂当世俗——<孔雀>》、《<孔雀>:转身迈步走,齐步奔大师》、《<孔雀>札记:所谓大师电影》、《孔雀流的什么血》、《<孔雀>:究竟错在哪》、《变态家庭里的邪恶青春 ——<孔雀>观感》、《关于<孔雀>里姐姐脱裤子的标准解释》、《解剖<孔雀>:一部一群傻子的电影》,而且批评的声音由开始时的全面深入的剖析变为如今低级粗俗的谩骂。面对这种此起彼伏的批评、谩骂的声音,我不禁怀疑自己的判断能力,带着初观“这是一部不错的影片”的评价,疑问:《孔雀》真的有这么差、有这么错吗?为了打消心中的疑惑,借着周末的空闲再观《孔雀》后,凭着一份感性,凭着一份冲动,凭着一份良心,决定为《孔雀》鸣一声不平,纵使这一声显得无力、微弱、击不起一丝涟漪也无妨。
聚焦之一:人物、人性、人情
  在网络、天涯、西祠、搜狐的电影版块里,对《孔雀》的最大的批评集中在影片对人物塑造的基调方面。有的批评者指出,“电影的人物基调上,我们依然看到的是第五、第六代通行的特点,就是人物只有外表,没有内心,只有敌对,没有沟通,只有生涩,而没有合理。 ”“ 电影中的五口之家集中了中国家庭里的各种大不幸:父亲色厉内荏、懦弱无为,母亲溺爱子女却和他们没有任何沟通,哥哥白痴,姐姐花痴,弟弟则是个潜在的杀人犯。”有的批评者尽管承认影片并不缺乏人性,只是缺乏“健康的人性”,并称影片“津津乐道的是一种畸形的、带着霉斑的人性。”对于批评的最大焦点,本人也作一个重点式的回应。
  从表面来看,故事发生的背景是一个缺少沟通的城镇,故事的“主角”是一个缺少沟通的家庭。影片多次出现一家五口在走廊中吃饭的镜头,全片却看不见隔壁串门等平常不过的家庭生活场景。在独立的一个社会组织细胞--家庭--里也是各自独立着的成员。除了姐姐和弟弟几次合作与“相互利用”式的沟通外,家庭内部缺乏当代普通家庭的和睦与幸福。即使在姐姐参军落选而绝食时,看到的只是一个无声“暴力式”的举动;即使是父母得知姐弟合伙毒害哥哥未遂之后,看到的也是无声“教诲式”的画面,即使是弟弟流浪携妻带子回来后,也仅有姐姐的一个微笑作为欢迎。诸多类似无声的大量桥段,使得批评者有理由说“电影摄影机承担的是一种窥视的功能,固定在那里,窥视着人物的外在表情,而很少触及到内心的反应与人物的交流。”
  然而,我却认为这种近似“无声式”的镜头构成了影片的一大特点,营造出影片一种“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境界。
  仔细分析影片发生的时代背景,这种无声有着合理的必然的依据,这一点往往被批评者们所忽略。故事发生在七十年代,那是一个中国现代史上最为灰暗的时期之一,多年的社会动荡和政治压抑或多或少地摧残了老百姓的心灵,他们习惯于小心翼翼地生活,习惯于冷眼旁观。在姐姐“干爸”出事后,影片中怒气冲冲的一男一女冲进药厂的工作间将姐姐痛打后,身边的女人们继续着她们的工作,仿佛刚才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缺少沟通的城镇与家庭是灰暗时代必然的产物。这个家庭不仅存在于一个特别的时代,也多了哥哥这样一个家庭的“负担”,父母承受着更大的生活压力,姐姐和弟弟也会遭到额外的嘲笑与不公平。比如,弟弟当傻哥哥送伞后是一种“羞辱感”,当果子以海军的身份假扮哥哥为自己送伞后则是一种自豪感,姐姐也会因为哥哥剥夺自己的五颗糖而翻白眼,这些实际上都是一个普通人正常的心理需求与反应。相比之下,姐姐和弟弟因为没有这种心理落差而多了些沟通。可以说,哥哥的傻在很大程度上也导致家庭成员的相对孤立。
  很多批评者将第一把匕首投向了影片的女主角姐姐。他们认为:“许多观者津津乐道于姐姐身上的理想主义,那是真正的理想主义吗?在小县城长大,中国人交际应酬的本事倒是无师自通,懂得打乒乓球联络感情,送礼什么的也没拉下,该脱裤子时候毫不迟疑,为了换工作找了个老公——为了利己的理想不择手段,这算什么理想主义?”“影片中的姐姐是一个最让人感到莫名其妙的角色。她为了要回降落伞,竟可以一言不发地当着陌生男人脱裤子;她觉得家人对她不好,就不惜自残地割破自己的手臂,去换取所谓干爸的同情;她想要换个新工作,就随便地把自己嫁给一个不爱的男人。从头至尾我看不到她对自己的青春的尊重和珍视,她在肆意地在挥霍年华,不要亲情也不要爱情,我不知道这样一个毫不自重的人为什么应该得到观众的同情。”“她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不择手段、使性子、缺乏少女正常心态的怪女人,一个不配有更好命运的女人。”
  这样的批评让我不得不把“恶毒”两字与批评者们联系起来,他们表现出的完全是一种落井下石般的面孔。依据常理推断,批评者年轻时同样有着与姐姐类似的理想,不过他们似乎忘记了自己曾经为理想的付出和命运的抗争,或成或败之后的他们以旁观者清的姿态来讥讽别人理想破灭时的遭遇。影片中的姐姐,当参军梦想破灭时以绝食抗议,为了离开给她带来痛苦的工作,以自己唯一可以主宰的婚姻为代价。在我看来,姐姐在那个封闭的年代已经萌发了难得的精英意识,他不甘心现状,努力尝试着改变自己的命运。当参军无望后,她自制“降落伞”,实现着自己的梦想,你可曾注意到当同时报名参军的女孩如愿参军离开时她失落、羡慕的眼神吗?你可曾看到她骑车引着“降落伞”时的那种快乐与满足的欢笑吗?姐姐在果子面前的脱裤子被批评者们上纲上线在国家伦理的高度:“一个中国女性最值得珍贵的对纯洁的看重与坚守,就在姐姐的光荣一脱下,烟消云散。”姐姐脱下之后,果子不知所措地向地上开的空枪将这种批评打得“烟消云散”。从屏幕上看到姐姐的这一脱,我同样有些吃惊,但更多是想到《一夜风流》中考尔白修长的美腿。为了目的不择手段并不能说是坏事,主要看目的是好是坏。从影片开头姐姐拉手风琴与沸腾的“开水壶”的镜头里,我们已经感觉到姐姐内心的叛逆。她清楚在黑暗的现实面前,一个小人物有时候就不需要所谓的尊严,真正能让她相信和快乐只有心中那唯一的梦想。说到不择手段,批评者又拿出《乱世佳人》和《名利场》的女主角来批判姐姐即使不择手段也无法实现梦想的无能。这其实是一个无比荒唐的比较,《乱世佳人》中斯嘉丽本身就是贵族出身,《名利场》的女主角虽是底层人民却出入生活在“名利场”,对于她们来说,已具备了实现梦想所需的客观条件,而姐姐只是在属于自己的世界坚守着另一个世界的梦想。批评者将姐姐自伤手臂认干爸定义为“勾引”,先不论“勾引”一词是否得当与道德,只需要听姐姐在电影院对弟弟的一番话就不难理解她的“勾引”之举。姐姐说:“反正咱爸妈也不喜欢咱,他们光喜欢老大,总会有人对咱好。”她无非是在找寻一份自己认为公平的长辈的关爱与呵护而已。
  对于哥哥的傻形象,批评者则是以好莱坞电影中相似的角色做比较,认为“好莱坞电影中,弱智者身上往往更作为一种特别的载体,透视着人性中最本质的善良、爱心。《阿甘正传》中的阿甘凭借着善良与执着,获得了成功,更得到了友谊,《我是萨姆》里的主人公是一个智障人士,但他的爱女之情感人肺腑,而中国的傻子是真正的傻,令人讨厌的傻,是被社会所唾弃的傻。”进而得出“哥哥这个角色充分表现了中国电影弱智人的狡诈与阴险”的结论。混乱的逻辑在这个结论中暴露无遗,人们常常将“狡诈与阴险”这样的词汇与“因聪明而绝顶”的人相联系,却从没有听说过一个“弱智人”能做到“狡诈与阴险”。批评者掉进传统模式化的思维陷阱之中不能自拔,拿美国好莱坞电影片《阿甘正传》、《我是山姆》与《孔雀》作比较,以单一的标准为比较而比较。他们把哥哥与阿甘、山姆这样的“伟大形象”等同,要求哥哥的行为必须善良、执着,必须要拥有人性中最本质的爱心。一旦哥哥的行为表现为一种傻子正常(非伟大)的举动,他们就认为这是“贪婪”、“狡诈与阴险”。一部好的电影需要给观众新的体验,扩展观众的心灵空间,如果一味的以一种模式化表达类似的故事,电影将失去它起码的创新价值,落入俗套的架构中。另外,批评者是否掂量过阿甘这一形象承载了多少美国精神?《我是山姆》全力渲染的是父爱,山姆是以父亲的身份成为主角,而《孔雀》中哥哥当时只是一个孩子,影片也是在自然表现他的成长过程。不知批评者是否看过网上流传很广的美文《疯娘》,我想作为母亲的疯娘绝对不比山姆缺少爱心。傻子也需要一个成长的过程,哥哥成家以后,比孩子时少了许多傻气。可以想像,哥哥如果有了孩子,与生俱来的父爱也不会比山姆少。影片的最后,哥哥不就说等有了孩子就在自家建一个公园看孔雀开屏吗?
  有些批评者也将《孔雀》与《雨人》、《巴黎圣母院》作比较,大言不惭地讲些胡言乱语:“达斯丁霍夫曼演的傻哥哥至少能在赌场发挥一技之长,还有可爱之处,还有和亲人和睦相处的理智潜力。可是傻子高卫国只是一只虚荣骄傲自私的蠢猪。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无可厚非,青蛙王子,野兽王子都可以梦想着娶到公主和美女。”“巴黎圣母院的钟楼怪人也从没奢望能占有艾斯美拉达;歌剧院的幽灵更卑疚于丑陋的面容而只把歌声的淳美献给所爱的人。可是那傻子也不看看自己一无是处,竟厚颜无耻不自量力地以为能和陶美玲这类孔雀配上对,结果弄得家人狼狈不堪,自己又难以收场。” 我很怀疑批评者是否真正看懂了上述三部电影(小说)了,《雨人》重在讲述兄弟亲情,导演并不是关注一个“傻子”平淡的生活状态,而是给主人公赋于了超常人的能力,使其有“傻”相而无“傻”神,拥有超人般的一技之长;《巴黎圣母院》的怪人也一直喜爱着艾斯美拉达,《夜半歌声》里男主角不敢见心上人只是将歌声送给她。为什么有这样的差别,是因为这两个人与《孔雀》中哥哥有个很大的不同,他们至少都是心智健全的人,所以他们能够克制自己的感情,而哥哥只是再也普通不过的傻子而已。“陶美玲的爽约”使全家人难堪,但哥哥本人并没有“难以收场”。这种“难堪”只是类似“难堪”的一个代表。这样的“难堪”也从一个侧面证明着这个家庭沉闷的合理性。
  另一个大的批评聚焦在弟弟对哥哥的态度上,几乎所有的批评者都会指出弟弟在哥哥送伞时的虚荣及与姐姐合谋毒害哥哥的“丑恶”。事实果真如此“丑恶”吗?其实不然!在那个年代,多少人打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旗号,以红色政权卫兵的身份,批斗着自己的亲人,打倒了自己的老师。时代的悲哀让人们做出一个个后来回头觉醒时令自己惊讶、不解的行为。我们在《霸王别姬》中不就看到小四带领红卫兵批斗程碟衣,不就看到在群攻合殴下段小楼、程碟衣与菊仙之间的相互“背叛”吗?细心的观众会看到,在姐弟合谋“毒害”哥哥前,影片已作了大量的铺垫。全家分糖块的不公(姐姐和弟弟认为的不公),弟弟送伞时的难堪和教室受辱,并在小巷中被同学骂“小骗子”,姐姐在影院“他们光喜欢老大”的抱怨,都是造成姐弟俩犯错的动因。事后,自知理亏的姐弟主动请哥哥吃包子,给哥哥送小鸭,不就转变成一种孩子式的可爱吗?夜里,父亲更是对这一事情作出了最为合理的解释:“没有人愿意叫他受苦,可你不能让周围人都跟咱一样对待他吧,他那样子,肯定会跟别人发生冲突。”
  批评者们对于片中父母义正词严的批评同样没有说服力。我承认影片中的父母不善于沟通,但依然能够从他们身上看到中国父母身上种种传统的美德。当姐姐不小心摔了婴儿后,母亲一个人默默在承受着别人一家人的责怪与数落;当姐姐要出嫁时,母亲以老花的眼睛将那份情亲缝进绵被;为了合理打消哥哥对漂亮青年不切实实际的想法,母亲在年轻人面前低三下四、苦苦哀求;为了哥哥能够有一个公平合适的工作环境,父母设法七换哥哥工作;当哥哥伤人后,父亲独自前往道歉陪不是。还有那极富争议的父亲骂弟弟流氓的一幕。在此之前,父亲让弟弟喝了那个时代并不多见的牛奶“补养补养”,并教诲弟弟“现在社会没知识是万万不行,你一定要好好学”。短短数言寄托着父亲对下辈的期待,而当他认为所有的期盼化为泡影时,他自然会大发雷霆,以责骂与痛哭宣泄自己的失望。
  我一直认为,镜头画面是影片的基础,剧情是影片的核心,而感情是影片的灵魂,一部优秀的电影必须具有或直接或间接的情感。所以,我会为《超人特工队》里超人一家平常的亲情叫好,为《踟蛛侠II》中列车上众人保护踟蛛侠的一幕喝采,更为《北非谍影》中真挚的爱情与伟大的友情感动。《孔雀》不是那种直接、热烈表现感情的影片,但又不难从影片看到亲情与人情。与外界独立的家庭之中,表面上缺乏沟通的的成员之间依然浓缩着深深的亲情。亲情渗透在哥哥被人欺凌时弟弟在寒天赤身的奔跑中,渗透在姐姐不惜代价找果子为哥哥讨回公道中,渗透在妈妈花钱苦苦乞求女孩与哥哥的相亲中,渗透在姐姐送给哥哥结婚的手表中。还有那普普通通分糖块的一幕,表面上的不公平折射的是父母心底的无私与公平。哥哥的傻性注定使他在生活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外人不可能给予哥哥与常人一样的公平,而唯一能够填充这种不公的就是家庭与父母,于是便有了分糖的“老规矩”:爹妈给哥哥十块,姐弟给哥哥五块。父母的那份无私与公平让我原有揪心变成感动。此外,影片也不乏温暖、感人的片段。比如,那个被哥哥锁到冰库的师傅,不仅不肯收父亲送来慰问的礼品和药费,而且为哥哥因此被单位开除而抱歉,因为他知道像哥哥这样的人找一份工作的艰辛,普通人包容、理解的优良品质就在这一小小的段落里充分展现。
  在影片无声镜头的背后,依然可以看到导演对于人性的关注。实际上,从影片的细节传达着了尽可能多的东西。哥哥喜欢漂亮的女青年不就是人之常有的爱美之心吗?弟弟“毒”害哥哥不就是由未成年人企求群体接纳、害怕孤立、找寻公平的心理驱动所致吗?看到哥哥在学校的雨天被成群的人乱打成泥块的一幕,不就与《西西里的美丽传说》中众人围攻玛莲娜有异曲同工之妙吗?这些难道不是对现实正常人性的正常揭示吗?
  在所有的批评中最为可笑的是批评者们以自身平坦的经历和幸福的生活作为参照,怀疑影片故事的真实性。他们虽然承认现实生活的残酷与丑陋,却看不到影片渗透着的人性关注与深切亲情。进而说明影片的镜头在“恶意地强化丑陋”,“体现出电影的一种主体故意的企图来了。”他们认为,“在很多镜头里,人物行如走尸,摆出比一种比日常生活中更丑陋的僵硬的动作”。批评者进而又拿美国电影《》作比较,认为“这部电影反映的美国黑人家庭生活也是苦难的,但母亲却在鼓励着孩子,让孩子独立地面对艰难,母亲点到为止的话语不仅打动了影片中的孩子,也打动了观众。事实上,一个黑人家庭的那种无助的艰难程度与残酷性,不亚于中国家庭所能遭遇到的,但《雷》这部电影却昂扬着一种超越残酷的亲情关怀与人性精神,让我们读到了一种超越民族的人伦之情、人伦之美,但为什么在中国电影中却看不到呢?为什么中国电影中在表现生活中的残酷的时候,还要变本加厉地在镜头上对人物加以木讷化呢? ”这种以一已标准“强奸”他人作品的批判令人感到十足地可笑。很显然这样的批评者对影片所反应的那个年代的城镇缺乏调查与理性的认识,当然,估计他们的年龄也导致对那个时代并不熟悉。联系他们对《可可西里》的有关批判,可以肯定这样的批评者成长在都市,生活在灯红酒绿之中,对(当今)中国的乡村城镇缺乏起码的了解。在此基础上,批评者以个人的思维与逻辑对并不熟悉的影片环境与人物进行着分析和批判,看似合理,其实一踏糊涂。十四五亿的中国人什么类型都有,人生十有八九不如意,如果在现在的乡村走一圈,就会发现现实中有比影片中父亲更“木讷”的父亲,有比弟弟更“丑恶”的弟弟,有比哥哥傻得更合理的傻子,有比这个家庭更缺少沟通的家庭。美国电影《雷》的确让观众读到了“超越民族的人伦之情、人伦之美”,但《孔雀》和《雷》是否要一致?批评者怎么又判定“一个黑人家庭的那种无助的艰难程度与残酷性,不亚于中国家庭所能遭遇到的”?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存在着种族歧视,但以当年美国的发展水平,其普通家庭的生活远不及七十年代中国普通家庭的艰难与残酷。
  鲁迅先生论红楼梦时说:“经学家看见《》,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有网友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其中的奥妙:“一切成功的艺术作品都起到镜子的作用,把评论者观赏者的嘴脸甚至心肝肺腑照的明白。”相信批评者们有他们批评的理由,但很多的批评使我不得不以“小人”的姿态想到中国一句古话:“以小心之心度君子之量”。因为他们带着有色的眼镜,以个人私心,抵毁着顾长卫的真诚,看不到影片处处透露的人性,忽略着影片包含的静静情感。
聚焦之二:主题、片名、思考
  稍有电影常识的人都知道,一部好的电影要做到通过剧情表达一定的主旨。批评者们也从这一点入手,掷掷有词地说:“看不出这部电影想要什么,或者说想表现什么。从电影所讲述的故事来看,并没有什么大喜大悲的人生离合,也没有什么剧烈的矛盾冲突,导演所作的一切努力似乎就是模拟、还原那个时代一个平民家庭的生存状态,除此之外,这部电影能给观众提供的有意义的东西实在是太少了。”批评者将第五代、第六代导演的作品总结为“一种懒惰的没有主题的自然主义电影风格”,指出《孔雀》沿袭了这一风格,“就是截割一段特定的历史,然后以写实般的样式,没有冲突,没有情节,只有如实道来的情节,唠唠叨叨,絮絮绵绵,铺陈出一个故事,最后随意安上一个莫名其妙的意向,作为标题。”
  我很佩服他们“随意”的概括能力,拥有这种“随意”概括能力的人理应是有相当的思考能力,但他们对《孔雀》的批评也让我怀疑他们的思考能力。按照他们的思维逻辑,好的影片就应把一切都告诉他们。电影必须象京戏一样,奸诈的就要如曹操般涂成白脸,忠诚的就要如包公般涂成黑脸,暴噪的就要如张飞般涂成花脸。批评者们把这种传统定势的思维带到了对《孔雀》的批判中,他们喜欢导演把一切告诉他们,喜欢好人与恶人看上去一目了然,喜欢动人的爱情要有一个理所当然的结局,从而减少他们脑细胞的活动。这样的批评者往往不会喜欢《小武》,因为贾樟柯纪实般的镜头没有告诉他要表达的意义,影片在小武被路人观看中无声地结束。然而就是这个镜头,不仅触及到主人公的心灵也触及到观众的心灵。
  说《孔雀》无主旨的批评者也不会认同贾樟柯对导演拍片与观众思考关系的话(转摘非原话):镜头不触及人的内心,只停留在表层。记录,我们只负责记录,不负责解释。应该避免自己的主观,始终保持一种客观的心态。电影人永远都不要太低估了观众的思维。苏格拉底也说:“世界上谁也无权力命令别人信仰什么或剥夺别人随心所欲思考的权利。”作为电影,只要不是故弄玄虚、故作深沉,把更多的思考留给观众比把影片主旨轻易告诉给观众的要好。对此,导演顾长卫同样有着清醒的认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它是用一个平静平等的角度去描述这些最大众的普通人的生活,而不是居高临下的角度,不是我告诉你这个故事应该是怎样的,并且电影实际上也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因为今天观众已经不需要你告诉他,遇到了这样的问题该怎么解决。”影片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导演没有过多的渲染主观的意志,并没有告诉观众他对生活有什么样的体验,只是尽量在还原普通家庭的生活和三个孩子的成长。《孔雀》让我想起了是二战后意大利新现实(写实)主义电影的主将的德·西卡的《偷自行车的人》。虽然两部影片叙事架构不同,但影片从表面上看都是由一个个互不关联的、偶然的小事联系起来,好象没有多大必然的联系,事实上却是非常的严密,通过种种小事反映当时的社会现状,为观众在屏幕上还原着真实的生活和生活的真实。批评《孔雀》与《可可西里》的人往往从人性和心灵的高度论证,但我更觉得他们没有腾出更多的工夫照看自己的心灵,或许他们与多数现代都市人一样,更愿意花时间去装修房子、维护皮肤头发和牙。因为他们关注的仅仅的是影片的表面,而没有参悟影片留给我们足够多的人情、世故与思考。
  说及影片的主题,自然想到批评者对影片片名的批评,说什么“这种不知所云的胡乱安装的名字,实际上反映了电影主题的含糊不清,或者叫无主题。所以,顾长卫一提到“孔雀”这个意向本身,就语蔫不详,王顾左右而言它。其实他本质上也说不出一个米和豆子来。”对批评者这种仔细观察的能力深表“敬佩”,连导演“环顾左右而言他”也躲不过他的“慧眼”,难怪有网友说如此批评者不去做政府的宣传员是一种资源浪费。我看如此的批评者更适合去做八卦报刊的记者,搞得冯小刚导演逢人就想煽耳朵。对于片名“孔雀”的意思,我想创作者比观众更有发言权,我多少知道顾长卫导演没有光“环顾左右而言他”,他至少也作过如下的解释:“就像孔雀,人与人之间也是有观赏性的。你的喜怒哀乐,起起伏伏,实际上别人都在观看”。影片编剧李樯对《孔雀》的也作过更详细解释:“其实人与人之间一生都在互相观赏,某个人的喜讯与丑闻,落魄与荣华,四周人尽收眼底。我们彼此都像动物园笼子里的动物,被人们观赏。我们所有的人都像孔雀,身上长满故事,一生中经历过的爱恨情仇,如同色彩各异的羽毛长满人生。孔雀这种鸟好像是动物园里最具观赏性的,人一点也不次于它们,好比《孔雀》剧本里的那三个孩子。人生是个笼子,我们每个人都被关在里面。别人观赏我们,我们也观赏别人,同时我们也观赏自己。”
  有的批评者以“画龙点睛”来讽刺影片的结尾,殊不知,影片结尾的长镜头配以创作者的初衷,真正起到了“画龙点睛”的效果,给观众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想像空间与思考余地。(当然,这里所说的观众是喜爱思考而非习惯于在传统模式化电影中享受的人。)《看电影》的小飞对“孔雀”的理解是:“影片所讲的,很难讲能够与这样一个主题契合,至少片中的角色是如此,他们自顾尚且不及,更不会有心去看别人。大概顾长卫指的是银幕前的我们,看他人的故事,就像看孔雀一样。尽管,《孔雀》中的人生是残酷的,并不能说是像‘孔雀’一样具有”观赏性的。”而我觉得,“孔雀”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现实中做着自己的事,面对着不同的人,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展开“孔雀”的羽毛,不管是崇高还是卑微,都是相互观赏着,彼此注视着。
  《孔雀》反映了理想在生活面前的破灭,反抗在命运面前的失败,即使不将影片拔高到“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艺术审美范畴,事实上影片也达到了这样的高度。影片的结尾使得一切理想、反抗都归于现实,所有的角色都融入了世俗之中,子妹三个人最后的生活也让我体会到傅雷所言那样的无奈:“惟有真实的苦难,才能使人免受罗曼蒂克带来的苦难。”姐姐再婚过上了平常人的生活,哥哥娶了媳妇过上了安宁平静的生活,弟弟不再反抗彻底地向生活屈服,向小武一样,在混迹在路边下象棋的人群中,并以小小的年纪“赢得”了“老高”的称号。有批评者认为这种结局是消极的、不健康的。作为电影,积极地与消极地反映生活只是电影作为艺术的不同层面,重要的是电影需要将人及人的精神作为其最高的关注点,而《孔雀》无疑做到了这一点。
聚焦之三、国外大奖、丑陋的中国人
  
  先听批评的声音:“中国导演的电影向来不惮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族性格里最丑陋的一面,且又多喜欢沿用西片传来的象征手法,以示文艺电影的深度。似乎外国电影节也颇吃这一套,往往双手献上几个奖项,完成一次文化意义上的通奸。”“《孔雀》又是一部揭露中国的特殊时期的思想的落后的作品,又迎合了老外的胃口。”
  现在某一部分国内的观众,只要是反映某个年代某个地区某个层面的现实生活的国产电影在国外获得比较有份量的奖项,他们就会说,又是一部将中国人丑陋的一面展现给外国人看,来满足外国人的好奇,迎合外国人的喜好。这已成为一种习惯,形成于《红高梁》、《霸王别姬》、《活着》这样被大多数国人奉为经典的影片的偏见之中,像《菊豆》、《盲井》这样的影片更是他们攻击某些导演和国产电影的依据。他们动不动就说一部影片能得奖是因为丑化了中国人得到了评委的欢心才得奖,他们以为国外电影节的评委们都是一群弱智,他们不会分析影片到底是拍给中国人看的还是拍给外国人看的,他们同样不分析中中国人喜欢影片多些还是外国人喜欢多些。这一次,这种恶习便强加到了《孔雀》身上。而如前文所说,《孔雀》并没有丑化中国人,只是将一些极其正常的故事搬上银幕,而且全片不乏温情的段落。
  事实上,他们批评的影片所反映的人性比相当一部分国人的人性更加美好。因为,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真正的更多的丑陋。比如,在关于《孔雀》的讨论中,有些人就拿河南人说事,恶意攻击河南人。这些人把无知当性格,自以为优越,自以为高高在上,其实丑恶的嘴脸在攻击河南人时暴露殆尽。统观当今中国影视银屏,中国人的反省不是多了、过了,相反则是缺了、少了。“文化大革命”是近现代中国最应反省的事件。在铅字世界里,我们有幸从“痕迹文学”和“反思文学”中看到对“文革”的控诉、批判和反思,但在光影的世界里,又有几部批判、反思的电影能够展现在大屏幕上?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活着》被禁映,《蓝风筝》被封杀,贾樟柯、王小帅等颇有思想与才华的影人被迫在“地下”工作。身正不怕影子斜,中国人的长处不必刻意去放大,中国人的恶性也不必刻意去包藏。一个民族要想有所作为、创造辉煌,必先要正视自己的不足与丑恶。多年前,柏杨一本《丑陋的中国人》惹来了大片的骂声,今天只是一部很不锋利的《孔雀》,同样惹来同质的骂声。其实,真正的丑陋完全凝固在这种骂声中。
  退一步说,即使表现国人与国家的丑陋又会给一个民族带来多大的负面效应呢?近邻韩国,不就拍出《实尾岛》控诉整个时代与政府的背叛吗?《杀人回忆》不就是在揭示政府的无能吗?但世人并没有因为这样的几部电影对大韩民族丧失公正的眼光,而看到的更是大韩民族敢于承认、揭露过往丑事的勇气。
  此外,有些批评者从影片的叙事架构、拍摄手法以及时代背景等方面来批评、贬低《孔雀》,因这种的批评的声音不具广泛性,在此不做特别回击。
  看了很多的批评之后,回过头再次观看《孔雀》,反而觉得影片没有一个多余的镜头,每个镜头都流露着现实中真实的人性与冷静的情感。没有央视主旋律般健康、向上的主题,将镜头完全对准底层的人们,表现他们自然的生存状态。没有刻意的丑化,也没有冷嘲热讽,只是让观众内心体会着或喜或悲的震动。从整部影片中强烈感觉到顾长卫的真诚,他给我们奉献了一部充满着质朴气息的影片,纵使不能成为经典,也足于铭记于心。
(个人作品,转载请注明作者及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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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3/20 22:5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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